未來15年或為我國耕地資源安全zuida風險期

新冠肺炎疫情引起了社會各界對食擔憂。糧食生產根本在耕地，耕地資源安全是中國人的飯碗裝中國糧的“命根”。

有觀點認為，雖然近年來全國耕地面積逐年減少但糧食生產依然連年豐收，但未來10-15年才是我國耕地資源風險期。

一、“五大”耕地結構性變化將威脅我國耕地資源安全

一是耕地“非農化”現象。因建設占用，我國每年損失耕地面積達220—280萬畝，大部分為城市周邊的耕地，一旦損失不可逆轉。曲福田團隊基于Logistic模型將城鎮化發展階段與建設占用耕地需求掛鉤，若據此計算，到2030年城鎮化率要達到70%左右，我國還需損耗約2000萬畝耕地。大量學者都進行過深入研究，結論基本相似。

二是耕地“非糧化”現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產生了多樣的食物需求，也促使農戶放棄種植糧食轉而種植比較收益高的水果、蔬菜等，大量耕地因此喪失了糧食生產功能。陳印軍團隊認為“非糧化”是農民的理性選擇，短期可以提高農民收入，必將長期存在并持續下去，但過度“非糧化”可能導致耕地數量、質量大幅降低，相關研究雖然普遍但不夠深入。

三是耕地“破碎化”現象。鄖文聚團隊研究認為，耕地細碎化會造成耕作效率下降10%—30%，嚴重影響高度依賴農業機械化的現代農業發展，黃賢金、孔祥斌、金曉斌、周尚意、楊永俠等學者也曾在不同區域的實證研究中得出相似結論。此外，耕地因收益低、自我保護能力弱，當與工業廠房、道路建設尤其是、省級項目發生沖突時，往往會被“穿心”“穿膛”。耕地數量減少不多，但形態上的化整為零導致耕地難以集聚。疫情后新一輪的基礎設施建設是否會加劇這一現象尚猶未可知。

四是耕地“寂寞化”現象。長期過度利用耕地資源，將導致耕地酸化板結、侵蝕退化、農田生物多樣性嚴重下降，宇振榮團隊形象的稱之為耕地“寂寞化”，引起國內外學者關注。當前我國20億畝耕地中已有19.4%污染耕地、17.8%低等耕地、8000多萬畝不穩定耕地，休養生息、退耕還林還草、輪作休耕勢在必行，巨大的生態建設壓力下耕地大面積減少恐難避免。

五是耕地“邊際化”現象。山地丘陵區在人口析出、機械化程度低的大背景下，耕地棄耕、季節性撂荒、“多改單”隱形撂荒等現象不斷蔓延，涉及范圍越來越廣。根據李秀彬團隊研究成果，2014年中國山區撂荒率約為14%，涉及21個省份，個別省份的山區耕地撂荒率高達30%。

到2030年，我國人口將達到峰，人均1畝“口糧田”是中國飯碗基礎保證。但上述耕地“五化”現象中“非糧化”“破碎化”“生態化”“邊際化”都是耕地資源內部的質量、性質或功能變化，隨城鎮化和生態建設進程的深入不斷變化，若無法有效應對將成為耕地資源重大挑戰。

二、耕地保護重在耕地資源安全風險的提前防范

耕地“五化”現象風險不同，需要區分認知及應對，若按風險發生的可能程度、影響程度、防范程度分析，可將“五化”劃分為不同類型。

耕地“非農化”的核心驅動力是城鎮化，是發生概率高但影響程度小、防范程度強的類型。長期以來，耕地數量紅線的強約束性以及不斷完善的用途管制制度和耕地占補平衡制度，城鎮建設占用耕地帶來的糧食產能損失已經可以做到準確預判和有效控制。

耕地“非糧化”從經驗看，是經濟社會發展到階段的必然產物，是發生概率高、影響程度大但防范程度弱的灰犀牛類型。由于在利用類型上依然屬于耕地，單純依靠耕地數量無法有效管控，需要加強耕地質量監測、功能管理。我國目前已經掌握了全國可比的耕地質量情況和定期監測數據，但在耕地質量管理和制度建設方面仍有待完善。

耕地“破碎化”與我國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密切相關，與城鎮空間、生態空間的嚴重沖突進一步加劇了這一現象，可以說是發生概率高、影響程度大但被大家刻意忽視的“房間里的大象”。

耕地“寂寞化”是耕地生態系統退化的極端體現。由于耕地系統具有的自我恢復能力，在合理的耕作管理干預下，雖然影響程度大，但應屬于發生概率低的黑天鵝類型。不過，由于耕地資源安全認知缺陷和風險防范意識的嚴重不足，我國耕地健康狀況尚未做到的事前預警和事后治理，導致耕地“寂寞化”現象由點及面，東北黑土地退化、華北地下水超采、南方重金屬污染、西部土地荒漠化等問題頻發。

耕地“邊際化”多發生在耕地質量相對較差、生態系統相對脆弱的山地丘陵區，比較而言屬于影響較小的小白兔類型。但我國耕地極度的現實狀況決定了我國不得不高強度利用部分坡耕地用于糧食生產。耕地“邊際化”現象如若繼續擴散，所帶來的社會和生態效應不容忽視。

耕地保護要從資源源頭做起，實現耕地本底安全、利用過程可控、治理及時有效的“三統一”。這也意味著不僅僅是守住耕地數量底線、穩定耕地空間格局，更需要從耕地資源安全風險管控角度實現治理能力的提檔升級。既要能應對好風險巨大的“灰犀牛”“大象”，更能防范“黑天鵝”甚至“小白兔”演化為“灰犀牛”。按照這一思路，要做到風險管理的提前預判和提早應對，我國耕地資源安全管控意識和能力亟需大幅提升。

三、以科技創新支撐耕地資源安全管控

自1986年《關于加強土地管理、制止亂占耕地的通知》提出“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實保護耕地”的基本國策以來，我國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不斷演進。2017年，原國土資源部明確將耕地數量、質量、生態“三位一體”管護作為新時期耕地保護的核心理念，為引導耕地資源管控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基礎。

一方面，我們需要重新認識耕地資源與城鎮化、生態文明建設的關系，從共同體的整體視角解耦耕地資源結構、功能、性質變化過程，闡明耕地“五化”現象的核心驅動要素，從而實現未來我國耕地資源安全形勢的模擬預警。另一方面，要系統加快耕地資源的產能監測、健康管理、工程治理等關鍵技術研發，形成耕地保護的成套技術支撐耕地資源的精細化管理。

社會對食擔憂，實則揭示了我國耕地資源短板。耕地“五化”現象已經持續多年，問題解決的關鍵是耕地資源管控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以科技創新為主要途徑，推進我國耕地保護制度的轉型。